美国推翻萨达姆是不是一个失误？这要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前外长钱其琛在此一事件中的经历来说一个说明。
1990年8月，伊拉克悍然侵占科威特。萨达姆拒不执行联合国安理会要伊拉克撤军的决议，美、英等国调兵遣将之际。中国派钱其琛外长出访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四国，目的很明确，就是争取不打。
所以第一个与钱其琛会面的，是时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
穆巴拉克告诉钱其琛，此前，萨达姆曾对他说，伊拉克不会对科威特采取军事行动。穆巴拉克随即把这个许诺告诉科威特和沙特领导人。结果话音刚落，伊拉克就发动了对科威特的入侵。
第二个，是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
他告诉钱其琛，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伊拉克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别无选择。钱其琛的回答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加大。我们不提解决方案，也不充当调解人，目的就是听取意见，讨论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
（此时伊拉克军队正在科威特耀武扬威）
第三个，则是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艾哈迈德和王储兼首相萨阿德。
科威特遭入侵后，科威特埃米尔、王室成员和内阁大臣等逃往沙特，避难于山城塔伊夫。钱其琛来到埃米尔住所后，立即拿出杨尚昆主席的信，转达杨尚昆主席的问候。钱其琛告诉科威特埃米尔：伊拉克必须撤出科威特领土，恢复科威特原有的合法政府。我将前往巴格达，面见萨达姆，直接向他说明，伊拉克面临严峻局势，让他作最后抉择。
埃米尔表示感激。他说，就在人类进入20世纪末，居然发生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企图把一个弱小的国家从地图上抹掉，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我们要求友好的中国朋友，努力迫使伊拉克执行决议，不要给伊拉克更多的机会玩弄手法了。钱其琛的回答则是：我这次去巴格达，就是要做这方面的工作，但能否有结果，还难说。如果萨达姆丧失理智，自取灭亡，那就咎由自取了。
随后，钱其琛又拜会了萨阿德首相。首相说，作为朋友，就要坦率，不搞外交辞令。我们希望中国能发挥突出作用。钱其琛的回答是：中国100多年来遭受外国入侵和掠杀。我们反对任何一国侵犯他国。在科威特的中国公司损失也很严重。随着时间推移，制裁会使伊拉克陷入困境。伊拉克玩弄手法不会得逞。
随即，钱其琛来到了伊拉克，首先会面的，就是那位伊拉克外交部长阿齐兹。
（2015年，阿齐兹病死狱中）
钱其琛说，中国对此地区没有任何私利。我们认为伊拉克是中东的重要国家，希望伊拉克繁荣昌盛，更希望此事以和平方式解决，不希望用军事方式解决。如果战争确实爆发，将是一场灾难，重大的破坏。战争对伊拉克，不仅是损失问题，还是生死存亡问题。为了和平解决，伊拉克在撤军问题上要表现出灵活性，这样伊拉克的朋友也才有更多的发言权。
阿齐兹一口回绝，他说科威特本来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这问题不能谈判。钱其琛说，中国是二战后唯一同美国打过仗的，我们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从未屈服过美国的压力（潜台词：中国不怕美国）。但是（你们这档事和咱不一样），不能排除偶然事件促使美国采取行动，局势一旦失控，可能爆发战争。
随后的晚宴十分，钱其琛又问阿齐兹：科威特是独立国家，是阿盟成员国，伊拉克、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派常驻大使，你们怎么能不顾一切，军事占领科威特呢？阿齐兹笑了笑，侧过头回答说，科威特能算是一个国家吗？
最后，钱其琛见到了萨达姆。钱递交了杨尚昆主席给萨达姆的信。萨达姆看过信，用缓慢的语调说，对话是交换意见的最好方式，是达成一致的最好方式。他说，科威特本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就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此时钱其琛便严肃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关系。香港自古是中国领土，只是被英国霸占了。中国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中国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不能使用军事手段。我们担心战争的危险在增长。联合国决议没有说哪个国家派军队，而美国和盟国派了军队。如果要求联合国授权美国动武，讨论起来不容易，美国公开和私下说，可以自由行动。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引发战争。
会谈到此结束。而看到这里，其实很多人都能明白了：事实上，萨达姆之所以会有那一天，就是因为他对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在从他对科威特下手且拒绝大国调停的那一刻起，他已经将自己的头颅摆在了断头台上。因为，美苏英法中，没有一个大国会保你！
美国也迅速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在2003年便启动第二场战争，彻底搞定了老萨。（在这里也要说一句，那些死活要撑一把老萨的人，他们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把大国和这些失败者视为一个阵营，这种看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很危险很无知）
伊拉克的世俗化运动就是从萨达姆统治时期开始逐步被终结的，萨达姆实际上也是一个极端宗教的领袖……总之，萨达姆统治之前的伊拉克还是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化国家，可如今，一切都已经一去不会复返了。
所谓“世俗化”对应的是阿拉伯的“世俗主义”，它们与阿拉伯世界传统的“政教合一”理念相抵触，以寻求政教分离为主观目的。
一般来说，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史”要分为两个阶段来看，一个是受到西方社会冲击后，自19世纪兴起的第一波“世俗化”。西方的殖民和区域统治，为传统的阿拉伯世界带来了相当多不一样的东西，也带来了现代社会观念。实际上，在一些阿拉伯解释中，“世俗”是与“世界、科学”的含义划等号的。
第一波世俗化阶段结束在20世纪中期，大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殖民者消退以前。阿拉伯世界在这段时期内获得了极为西化的社会面貌，许多生活方式，尤其是上层人士的生活方式与西方几无差异。人们也乐于去阐述和重新解读伊斯兰教与世界的关系，并使之适应现代的文明方式，按这个时期阿拉伯刊物上的思辨来说：“科学是文明的基础，科学具备普世价值，阿拉伯人要学习科学，要从中获得新的社会伦理秩序。”
第二阶段的世俗化浪潮被认为是20世纪最后25年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1975年以后到2000年。这段时间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世俗化转向“现代化”的阶段，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从“意识扩张”到“保守收缩”的过程，在很短的一段“现代化”潮流过后，阿拉伯世界纷纷开始了极端式的收缩和排外，并且原教旨主义大行其道，保守势力重获上风。
实际上这是一种阿拉伯世界在发展中形成的，对过度“西化”的排斥。尽管世俗主义长期占据了社会潮流，但它们并没有真的在阿拉伯世界扎下根。当这些依靠精英文化的世俗派在长期的纷争、动乱和国家政治变化中，被打上“西方”的烙印后，他们的阶级弊病反倒成了影响阿拉伯社会的分水岭，下层民众打着“传统、民族、阿拉伯、原教旨”的名义，将他们打下了统治神坛，国家便瞬间变了颜色。
比如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就是如此，巴列维国王绝对是一个推行世俗化的大改革家，但来自伊朗下层的民众却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所拉拢，反倒以“反帝、反封建、反西方”的名义打倒了巴列维，让伊朗社会来了波“去世俗化”。
看清了阿拉伯社会的世俗化问题，那么再看伊拉克问题便更加清晰了，伊拉克经历的正是这种“世俗化”的两个阶段问题。对于萨达姆以及他所处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来说，其核心宗旨创建在“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复兴阿拉伯”的概念上，然而其实质做的仍不过是拉拢底层传统势力，消灭原亲西方精英统治集团的路子。
所以，尽管萨达姆表现的比较“世俗化”，但他与霍梅尼革命实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在排斥西方的同时，他们不可避免的让传统宗教势力抬头，并且影响到了社会的世俗主义发展。
只是对于萨达姆这种靠军权获得国家集权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往往表现的不会过度“传统”。作为独裁政体，“政教合一”将是一剂很猛烈的毒药，他们既不能让神权高于统治权，也不能放下“反西”的民心大旗。所以伊拉克民间表现的很微妙，总体上风气更加收敛，并不像70年代那么彻底的西化和开放，但也没陷入到传统阿拉伯国家那种完全将社会封建化的地步。
对于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件事来说，并不存在什么特别大的文化意义，也不存在什么失误，它影响的只有世界石油的控制权问题和美国的地缘问题。更不能说因为美国的“攻击”，伊拉克就从一个“世俗化国家”变成了“极端宗教国家”。
就算美国不打，阿拉伯的这种集体演进也仍然在进行中。萨达姆政权本身并不能代表着伊拉克“世俗化”还是“传统化”的走向，阿拉伯世界的转变更接近一种全民族在谋求崛起过程中的蜕变，谁也无从干扰。纵使你能影响20年，那么50、100年呢？该来的总会来，对于人类文明如此规模的演进，我们谈不上说谁是“责任方”。
说到底，阿拉伯世界的反复无常，根子还在帝国主义身上，既有过去帝国主义带来的矛盾，也有现代新帝国主义带来的矛盾，而美国恰恰是当今行使霸权最频繁的那一个，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怎么也是个间接责任方。一切都不过是矛盾不可调和的两个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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