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新冠肺炎发生在没有智能手机的80年代，那么新冠就不会成为肆虐全球的大瘟疫。可能也就是一个小小的病毒感冒而已，或者一场普通的瘟疫。就算没有“大数据”“流调”也不会造成大规模感染，病毒传播的距离是由载体的速度决定。
80年代交通设施和交通工具非常落后，只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省会城市才有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三四线城市出行基本上还是自行车，三轮车，农用拖拉机，运输汽车……在80年代一般老百姓都没有见过飞机，除了军务，公干，普通人很难接触航空出行，国际航班那更是遥不可及。直到90年代，先富起来的家庭才享受到航空出行的服务。80年代的绿皮火车一般老百姓也不是都有机会乘坐，汽车站也是如此。广大的农村地区更不用说，交通环境异常艰难。很多农村人一辈子都没去过县城，出了村子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
没有规模的流动人口，新冠病毒也就会大大降低传播的速度和途径。2003年的非典比新冠病毒更凶猛，也只在广州，北京，天津等一些大城市爆发。除了京津冀，珠三角，非典疫情并没有在其他地区造成传播，得益于当时的交通环境。2003年对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如此，非典的传播途径依然单一，且范围较小。没有人员的流动，任何病毒都不可能对社会造成伤害。
由于非典对北京冲击特别大，当时的“流调”“大数据”迫在眉睫。却没有一个部门敢于承接这样艰巨的任务，因为专业的“流调”团队在中国从未有过。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有着33年军龄的部队转业干部，北京海淀区人防办主任康建民临危受命。迅速组建了一支两百多人的“流调”团队，全部是部队转业精英。分成先锋队，侦查队，主力军，智囊团，把“流调”当成战场。两百多人全副武装，隔离服，护目镜，口罩，手套，随身携带消杀用品，直接面对非典患者进行“流调”。
长达八个月的“抗击非典”，为我国现代医疗，传染病学，流调专业，防疫科学，社会卫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尤其是现在我国的“大数据”防疫应用领先全球，进来出去的任何一个人，一件物品每分每秒都在上传实时防疫数据。当然，这些全都得益于我国领先全球的经济技术，科学管理，现代建设。虽然这些“大数据”应用在上世纪80年代相当于天方夜谭，但是80年代的上海曾经爆发过一场震惊世界的“甲肝事件”。1988年1月下旬，上海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发热，呕吐症状。直到3月份累计35万人传染甲肝，上海顿时成了暴风眼。
上海政府临危不惧，誓要速战速决。疫情源头查明后立刻就在全市禁止毛蚶售卖，禁食毛蚶，收缴销毁所有市面上的毛蚶。彻底从根源上杜绝了甲肝的传染途径。所有学校，工厂停课，停业，征收学校宿舍，工厂车间作为临时床位医疗点。除水电煤气，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单位人员上班，市民全部居家隔离。电视，广播，报纸，社区24小时宣传如何隔离，如何预防，如何就医。两个月后上海甲肝疫情彻底被扑灭，这次抗疫的成功让上海市民学会了各种良好的卫生习惯。也彰显了上海的应急水平，管理能力。
总结：从1988年上海“甲肝事件”中可想而知，就算没有人工智能，没有大数据，没有先进技术。但是人人都有勇于面对灾难的责任感，敢于战胜困难的凝聚力。只要大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无论瘟疫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将被消灭。
非典咋办的，反正我们村是全部封锁，留一个出入口，24小时值班，动员村里的人，背着药桶，二两个小时一消毒。回村的全部拉到菜地边，去看菜园子了。没有大数据有负责人的政府就行了。
从我有限的人生经验来看，2003年非典那时，我们全家人都没有手机，那时候我还上着寄宿制的学校，大概在学校关了一个月左右吧。封校前老爸还给我备了一纸箱的“干粮”，有Ad钙奶，方便面还有火腿肠。消毒倒是也想不起来学校消毒了没有。学校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也不了解外边的世界，就是偶然会听说有抢盐和抢板蓝根的。后来就解封了，但是看《南方周末》的纪实报道上说，有些人逃过了非典但好像留下了后遗症。
其实从人类社会以来，瘟疫带来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比起饥荒和战争都多，而一场瘟疫从最初产生到后来销声匿迹或被人类社会驯服差不多需要三年的时间。以前虽没有大数据和先进的医疗，但总有高质量或者幸运的人群走了过来，坚信新冠疫情早日结束，全世界人民过上2019年以前的安稳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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