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文化差异：
捷克与斯洛伐克人同属于西斯拉夫人，原本同在一国(大摩拉维亚王国)。捷克在西，山岚环抱。斯洛伐克在东，北面临山，南部是平原。公元9世纪的时候，匈牙利的先人马札尔人入侵，捷克人有群山屏障，免遭毒手，成立波西米亚王国(波希米亚王国日后向德意志靠拢，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重要诸侯之一)，斯洛伐克则落入匈牙利人之手。
熟悉欧洲历史的人都知道在14、15世纪的时候，欧洲出现了第一次“大分流”。在西欧，城市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而在东欧，几乎所有的市镇生活却都在缓慢和逐步地枯萎并且出现了对农民的再农奴化(收紧对农民的控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分流，现在史家还在争论不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西欧开始勃发的市场经济对东欧的市镇消失与再农奴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捷克与斯洛伐克也被卷入这场大分流之中，相对而言，由于种种条件，捷克的市镇经济被保留下来，而斯洛伐克则成为农奴庄园领地。这就是两国分歧及不同发展道路的由始。
到了1526年，捷克与斯洛伐克都被纳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不过，捷克人是在奥地利的直接统治之下，而斯洛伐克则还是归匈牙利人管理。哈布斯堡王朝从18世纪开始推行的开明君主制直接惠及捷克人，捷克的工商经济重新繁荣起来，成为奥匈帝国最重要的工业产地。到了20世纪初捷克的工业产量占了帝国总产量的80%。与其经济相媲美的是，捷克人在奥匈帝国内部争取到了信仰、出版和教育自由，所以布拉格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与学术中心。同时捷克人也享有宪政与自治的经验。
一开始的时候，斯洛伐克政治家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新国家、新民族可以说是热切拥抱，但是在这个新家里面，普通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关系很快出现了问题。匈牙利人从斯洛伐克撤走后，留下大批的空白公共职位——法官、大中小学教师、公务员等等，斯洛伐克当时的人口中没有足够的知识分子填补这些空缺，于是捷克人接手了这些职位。这就带有了几分内部殖民的意味。更糟糕的事情是宗教冲突一一做教师的捷克人同当地的宗教团体为公立学校中宗教教育问题起了冲突。在捷克人看来，他们是为“支援边疆”做贡献来的，但是在斯洛伐克人看来，却有败坏社会传统道德之嫌。
捷克与斯洛伐克人的经济融合也并不顺利。斯洛伐克的传统市场是匈牙利，但这一市场在新国家建立之后已被关闭。斯洛伐克的工业无法同先进的捷克企业竞争，出现大量倒闭现象。而由于没有进行成功的土地改革(匈牙利统治下的遗留问题)，斯洛伐克的农业始终没有大的发展。这样，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始终无法得到消除。
政局动荡也加剧了两个族群之间的隔离。新建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遭受着新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政治的碎片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获得议会15%以上的选票。在存在多个政党的情况下，每个政党都要努力维护自己的基本盘。这样，就很难出现一个兼容并蓄的党派。各族群有各自的党派，很少有党派能够跨界得到同等的拥护。
1929年随着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开始，斯洛伐克社会的最后一道安全阀失灵——以前移民到美国是斯洛伐克人的一条出路，现在却此路不通了。农业人口过剩的影响就是整体社会冲突的增加。
这种隔离与冲突最终变为了一场斯洛伐克自治运动(比方说，宣扬自治的“天主教斯洛伐克人民党”是一位天主教神甫安德雷•赫林卡[Andrej Hlinka]以保卫传统价值观为号召建立起来的)。这场运动的目标只是自治，但是在1938年被希特勒所利用，成为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具。面对咄咄逼人的德国，许多斯洛伐克人对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也失去了信心，认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也许是一条自保之道，以免于被德国吞并。于是，德国占领布拉格之后，准许建立了斯洛伐克附庸国。这段时间虽短，但却使斯洛伐克人一尝国家滋味。
斯洛伐克人则没有这么幸运，匈牙利人的沙文主义情绪很重，斯洛伐克人只能在匈牙利学校里接受教育，在质和量上都得不到保证。与此相应的是，匈牙利人主宰着斯洛伐克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当地人几乎没有成熟的政治团体，也没有政治生活经验。
就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的关系而言，政治、经济、文化水准上的差距带来的是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冲突。务农的斯洛伐克人崇信天主教而捷克人，尤其是城市里的知识阶层，思想上要世俗与开明的多。
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与斯洛伐克民主左派党是东欧国家共产主义后继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欧地区诸多共产主义后继党中,捷摩共和民主左派党的发展演变颇具独特性。两党源于同一个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但在剧变后走上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道路:捷摩共坚持保留共产党名称,成为东欧地区唯一不改名易帜的共产主义后继党。剧变以来的20年中,捷摩共遭受着各方面打压,政治上长期被孤立,但在议会始终保持了第三大党的地位,成为东欧地区唯一长期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共产主义政党;民主左派党与东欧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后继党一样,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但是并未成为本国左翼政坛的主导力量,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在经历了2002年议会大选的毁灭性打击之后,民主左派党内外交困,一蹶不振,最终被合并到方向党之中,从而结束了作为共产主义后继党的历史。 本文首先介绍了东欧共产主义后继党的概念、类型以及适应性战略,以此为基础,对捷摩共和民主左派党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重点考察了两党不同的政治定位、差强人意的政治表现和出人预料的政治结局,并对两党的转型战略及其绩效、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内部和外部制约因素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后继党在政治选择、政治表现和政治结局等方面所
这种文化差异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礼仪，建筑上比较突出，就其根本原因而言，我认为是中华两千多年的社会性质和小农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以及耕植在中国人心里的儒家文化，中华文化受外来文化冲击较小，得以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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