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贸企业在此次疫情中将面临严峻的考验，首先国外会降低进口量，从而扩大内需占比。这时候就比较考验外贸企业的避险能力，如果是单纯的贸易型企业，可以增加出口产品名录争取更多的贸易机会，同时缩减业务成本，把市场放在国内，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如果是生产型外贸企业，可以调整产能，多生产国内需要的产品，从内需中找到利润增长点。同时不管是纯贸易型还是生产贸易型企业都应该采用分散投资方式，根据自身优势开拓新业务，增加新营收点增加企业自持力。
谢谢邀请！受疫情影响，国内货物集疏车辆通行受限，导致去程班列无法集货，回程班列货物无法分拨。此外因货源生产企业延迟开工，后续会出现一定时间段内的货源不足。中欧班列运行异常给企业带来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交货延期、生产受影响、货物积压仓库无法出货等，目前未反馈由于合同违约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
对整个跨境电商业务构成了经营难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可以提前准备海外库存，同时也要在国内有较强的采购实力，作为供应商的重点客户，在供货方面会有优先权。但是如果疫情时间持续较长，运输及供应链将会是其他中小跨境电商的一个难题。
随着疫情逐渐缓和及各项复工复产支持措施的出台，湖北企业复工复产率大幅上升，但从全国看复工复产仍面临诸多困难。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3月30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超过95%，人员平均复岗率约为70%。总体看，全国工业基本面初步实现了稳定。截至3月28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达到了98.6%，人员平均复岗率达到了89.9%。中小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了76%，3月以来日均升幅在1个百分点以上。
汽车制造业是湖北省重点产业，此前大众、宝马以及广汽、重汽等整车生产企业因湖北零部件供给受阻而影响生产，随着湖北省供应商的库存零部件尽快运出和相关企业迅速提升产能，目前全国汽车行业企业整体开工率已由2月19日的60%左右提升到目前的97%。
辛国斌称，尽管当前制造业复工复产呈现出有序推进、积极向好的态势，但仍然面临着人流物流存在堵点，产业链复工复产不协同、企业经营压力大等诸多制约，特别是随着境外疫情加速蔓延，国际间人流、物流、资金流受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加剧，经济社会秩序在失衡，系统性风险上升，需要认真研究，妥善应对。
对于近期部分外贸企业遭遇订单取消的情况，辛国斌称，随着国际疫情进一步扩散，中国外贸进出口形势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要密切跟踪形势的发展变化，并及早做好应对准备，将通过汽车、电子等重点产业链的固链强链，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针对纺织服装、轻工产品、玩具、家具这类企业，工信部将会同行业协会和电商平台，通过举办专题线上销售活动来促进消费，希望通过举办网上展销会、订货会来解决企业目前存在的订单困难。
“一方面要启动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扶持。”他称，有关部门也在研究给予企业以政策扶持、资金扶持、援企稳岗等来解决企业面临的生存问题，后续还将根据国际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加强政策研究和储备，适时出台一些扶持政策，保证这些企业能够安全的渡过生存难关。
工信部梁志峰称，截至3月29日，中国中小企业复工率已达到76.8%。其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率明显高于中小企业总体水平，规模越大复工复产率越高，微型企业复工复产难度更大；工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复工率高于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高于生活性服务业
国内疫情已经控制住，开始打扫战场。经济前所未有地几乎停摆了一个多月，三月份逐步恢复，一季度仍会一定幅度的负增长。原来估计，二季度恢复正常增长，三四季度加一把劲，有可能大部甚至全部补上一季度的增长缺口。但从近期情况看，美欧等国疫情进入加速上升阶段，政府应对由前期的宽松模式被迫转为某种严控模式，经济部分或几乎全部出现停摆。美欧二季度负增长已成定局，全球经济进入衰退，问题只是多大程度。资本市场大幅下跌后，是否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还需要观察，但可能性明显上升。除发达国家外，发展中国家经济会不会出大的问题，也需要关注。
另一个不确定性是，在海外疫情应对模式下，即使回落，恐怕难以像中国这样短期内清零，会不会出现一个长的尾部。若如此，疫情将会延续到下半年，甚至跨年度，对经济的冲击就不是短期的。
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果说疫情对经济的第一波冲击是一季度的阶段性停摆，第二波冲击将会是此后两三个季度的外贸大幅下滑，或许还有金融冲击。这样对大的增长格局需要重新评估。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够稳住，保持一个适度的正增长，就是很大的胜利。
这次疫情引起的经济下滑与以往由于经济内部出问题导致的下滑明显不同，短期经济政策要对症下药，集中于“恢复”“救助”“避险”。
“恢复”就是把被疫情打断了的产业循环和经济秩序恢复起来。近期复工复产中的困难，有人说是需求问题，有人说是供给问题，其实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循环链条被打断了。“救助”是帮助那些处境艰难、甚至日子过不下去的企业和个人，重点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这也是恢复经济秩序的一个部分。“避险”就是防控经济中已有结构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风险，防止老矛盾引出新问题。
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正常产业循环和经济秩序，重点是使受冲击最大的服务业转起来。对疫情已不是当初的未知状态，应能说“可防可控”了。重点放在防止外部输入上，即便出现个别病例，应完全有能力控制。要把防止把过度防控等同于政治正确的倾向。
货币政策应注重两个目标，一是经济运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二是适度降低融资成本。近期央行已经采取诸多有效措施，下一步还有较大政策空间。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财政政策应致力于纾困，通过减免税费降低中小企业的固定成本，对疫情冲击大的群体、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无工作即无收入的人群，可以采取直接发放货币补贴的方式。
以往遇到经济下滑，习惯的做法是政府拿钱搞基建，以提振需求，但这种传统刺激办法对上面提到的“恢复”“救助”针对性不强，而且通过增加负债搞基建项目，还会加大地方政府已有的债务风险，并非“避险”。
经济遇到困难就想到用刺激政策，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合理且管用的办法？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要有一个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过去十年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到2019年为止，增速还在6%以上；逐步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后，今后十年，仍有可能保持5%-6%或5%左右的增速。这样的增速明显高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前段时间讨论中国经济增速，一种观点主张通过大力度刺激政策“保六”。如果中国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靠的刺激政策，那么发达经济体这些年空前宽松的宏观政策至少也应该将其增速搞到6%以上。
我曾经用一个例子说明宏观政策的作用，假定宏观经济如同一个水深2米的泳池，水面会出现波动，宏观政策可以使这种波动减小，但水深由2米变成1.5米或1米，或者反过来，由1米升到1.5米或2米，宏观政策是无能为力的，而要靠结构性潜能。
中国经济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这种结构性潜能，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通俗地说，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在中国高速增长期的相当长时期内，高增长靠的是高投资，而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驱动。经济由高速转到中速，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转入中速增长期后，需要有新的结构性潜能替代，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增长动能转换。
发达经济体增长对宏观刺激政策有更多依赖，因为它们的结构性潜能已经很少了，增长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动，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车老了，换个新的，等等，靠边际更新维持经济增长。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增速相对高一些，一是有创新，大部分创新首先出现的美国；二是过去一些年有移民，带来了更多的需求和低成本供给。如果中国某个时候不得不主要依赖刺激政策维持增长，应该是已经进入低速增长期了。
所以，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还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速增长，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转到结构性潜能。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还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得不主要依赖刺激政策的地步。任何时候都会有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促进增长意义上，这类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对次要的，且应与结构性潜能相配合。平时都在讲中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一遇到问题还是盯住刺激政策，多少有点令人费解。正因为如此，调整观察和解决问题思路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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