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商船（乾隆二十年,一些英国商船）

终归都是清朝海禁的原因

海禁又称“洋禁”，是孤立主义政策的一种，旨在禁止民间私自出海，有谓“尺板不得出海”一说。海禁政策的具体实施随著政策不同而有张有弛，即“严禁”及“弛禁”之分。一般认为，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有消灭反叛势力、打击海盗及走私，保障社会稳定等。

海禁政策也限制了外国商人前往本国通商，实际上真正受到打击的更多是本国对外的贸易及渔业。海盗和走私商人的活动亦反而因为海禁而更加猖獗，对本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国历史上海禁的高峰期是在明清两朝，不仅在政策上有所强化，而且持续时间长达多年。中国的海禁也成为东南亚陶瓷业发展的契机。另一方面，藩属国例如琉球等国家，亦因为海禁的关系，利用独占与中国贸易的契机而获取大量利益。

清廷为办铜需要，最初并不禁海，后来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才实行海禁，而且较明代更为严厉，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告平，清廷方开海禁，先后于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康熙年间的开海，是全方位的开海，不但东西两洋，而且一向严禁的赴日贸易也在开放范围之内，较之明代隆庆年间开始的局部开海范围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全面开海的政策就开始收缩，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见大臣，提出禁海问题，次年，规定拟定，正式实行禁海，这就是南洋禁海令。南洋禁海虽然并非全面禁海，但对于正在不断发展的中国民间对外贸易力量无疑是严重的打击。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复奏请讨论下，担心闽粤地区因洋禁而引发海患，才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

清朝政府规定的通商口岸有4个，这4个口岸可以理解为有政府设立海关的口岸。但是，实际上与海外通商的口岸超过100个，只不过政府还没有设立正式的海关而已。乾隆年间（1757年），由于一个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对中国进行的渗透（“洪任辉事件”），乾隆宣布撤销宁波、泉州、松江三个海关的对外贸易，只留下广州海关允许西方人贸易。这一规定最多只是给外国商人造成一些不方便而已，并没有影响贸易额。相反，即便只有广州一个口岸，海外贸易额依然大幅上升。而且，只留广州一个海关，主要是针对欧洲商人的来华贸易，对于南洋贸易，并不受此局限。 从康熙24年（1685年）到乾隆只留下广州一个口岸的1757年，72年间，到中国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乾隆关闭三个口岸（被视为闭关锁国的证据）后，从1758年至1838年鸦片战争前夕，80年间，到达广州海关贸易的商船共5107艘，是开放4个口岸年代的16倍。从管理效率来说，4个口岸开放时，每个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西方商船靠岸。只留1个广州口岸时，每年平均靠岸64艘西方商船，效率明显大大提高，使海关管理成本大大降低。[1]

清朝海禁政策初期主要是防范郑成功反攻。郑成功等政治势力一直长期依靠海上力量与清朝周旋。据史料记载，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参与明郑与清朝的军事斗争；而郑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请求过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只不过在乾隆之前，其主要意图是隔绝大陆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的交往，并防范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康熙时,清朝政府虽然开关与外国贸易,但对外国商船的活动极为注意,对逗留外国的中国人也防范极严。康熙下谕地方官要在沿海各地增设炮台,并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可见康熙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始终是存有戒心的。

随着当时海上商业的发展,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限制也日益严格,清朝的闭关自守,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乾隆,嘉庆时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殖民者对中国进行渗透，在沿海进行种种非法的活动，尤其在洪任辉事件之后，清廷大为警惕，于是清朝政府传谕外国商人,从这年开始,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不得再往厦门,宁波等地。此外，清朝政府又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例,如外商不得在广东省城过冬,外商需听中国行商的管束,外商不得随意奴役中国人,外商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时也加强了对内地商人的限制,设立了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拥有对外贸易的特权,凡外来的一切人员,船只,货物及纳税等事皆由保商担保。

加税也是限制与西洋各国通商的办法之一。清朝政府的关税分船钞,货税两种。除康熙时曾一度减轻税额外,以后各种名目的附加税日益增多。乾隆时,清朝即以加重浙江等地海关税以抵制外商北上。同时,清朝政府还先后颁行了禁止五谷,金银,铜觔,丝斤出洋的种种禁令。

顺治三年(1646年)编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不过，当时的海禁政策并未真正执行，清人根本不知有海禁。甚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也说：“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

为了削弱、消灭郑成功等抗清力量，顺治十二年(1655年)浙闽总督屯泰奏请“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正式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省督抚提镇曰：“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辑，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然而，海禁实行五年未达到预期效果。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采纳了黄梧的“迁界令”，强令东南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迁界令措施对明郑有一定打击成效。不过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其后海盗盛行。[2]

开海与展界令

康熙亲政后，一些地方逐渐“开边展界”，人民回乡复业。康熙七年(1668年)，郑氏已退守台湾，广东先行松弛海禁。康熙八年（1669年）允许沿海居民复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福建总督范承谟、姚启圣，江苏巡抚慕天颜，福建巡抚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等先后上疏，要求废除海禁，准民出海贸易。其中以康熙十五年(1676年)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最具代表性，由其中所述“今则盛京、直隶、山东之海船固听其行矣，海洲云台之弃地亦许复业矣，香山、澳门之陆路再准贸贩矣”可知此时北方的沿海省份已解除海禁，唯江浙闽粤四省尚在禁列之中，但江苏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已弛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平定台湾，正式展界。所谓“展界”，就是安排在顺治十八年前后被迁界令强迁的沿海居民复归故土。十一月，康熙帝将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差往福建、广东主持沿海展界事宜，行前谕曰：“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查明原产给还原主，尔等会同总督巡抚安插，务使兵民得所。”[3]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并在“粤东之澳门（一说广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于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是禁止南洋贸易，即“南洋海禁”。但此时并未禁止东洋贸易和西洋贸易。

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萎顿。沿海经济日趋萧条，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而生活无着之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为此不少人奏请开禁。

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但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同年，由葡萄牙国王第一次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以往清人称葡萄牙为西洋国，这次称之为博尔都噶尔国，误以为初次入贡，接待十分周到。

雍正七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设支店于广州，经营贸易事务。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南巡，在苏州亲眼目睹洋商船只络绎不绝，引起警觉，导致乾隆对西方殖民活动严加警惕，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谕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广东通商，亦即。但是实际上，当时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特别是闽海关。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十八年(1783年)、五十一年(1786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四年(1809年)，均有西班牙商人从南洋吕宋到厦门贸易。

乾隆谕令“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4]这一上谕只是让“外洋红毛等国番船”、“番商”只在广东通商，不得再赴浙江等地，而不是一些资料中所说的关闭江、浙、闽三海关，更不是“广州一口通商”。

乾隆二十四年，受到“洪任辉事件”影响，清廷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而制定专门《防范外夷规条》，共有五项，故又称之为《防夷五事》，主要包括：禁制外国人雇人传达信息；外国妇女被严禁来华；严禁在华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借外夷的资本及聘请汉人役使；及外商到广州后由寓居行商管来检查。

乾隆四十一年谕旨：“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洋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等省份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该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

洪任辉事件及外国的贸易渗透

乾隆即位后，在对外贸易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其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他不禁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挑战清朝封关政策，洋商驾船北上告御状就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一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挑起的讼案，又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皇帝的决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译。

乾隆十九年（1754），东印度公司想在业务上有所突破，指示洪任辉设法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并派遣喀喇生 （Samuel Harrison; 时任东印度公司董事） 前来，一同主持此事。

1755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他们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广州口岸，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总督等官员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宁波贸易。本就对外商没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企图通过关税手段让洋商无利可图，使他们不再来宁波贸易。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颇感无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

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洪任辉率船携运大量枪炮军火等违禁品到达宁波，就增税之事与官员激烈争执，闽浙总督杨应琚亲赴宁波调处并奏报中央。十一月，乾隆帝裁示禁止英国商船进入宁波，由两广总督李侍尧传谕各国商人限于广州贸易，提高舟山、宁波、厦门关税一倍，强制起卸军火、帆具上岸。

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任辉接指示后，即于五月九日，由广州出航，佯言乘船回国。但却偷偷地直航宁波。此事为南海县知事所发觉，报告两广总督李侍尧，李通知海防同知密切注视他的行踪。五月三十日，洪任辉坐船到达定海海面时，浙江总兵罗英笏派出水师，不准他驶进宁波。洪任辉按公司的指示，北上天津，停泊在大沽海口炮台水域。当前往检查的官员登上他的海船时，他自称是英吉利国的四品官，一向在澳门、广州两地做生意，因有冤情，广东地方当局不予作主，所以前来京师鸣冤告状，把“状纸”送给直隶总督方观承，然后转呈乾隆皇帝御览。

此“状纸”内容长达七项，但主要有四点：第一，状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属吏敲诈勒索，征收陋规杂费68项，核银1000多两；第二，状告资元行老板黎光华，拖欠东印度公司货款5万多两；第三，状告广州官吏不循旧例接见洋人，致使家人属吏敲诈勒索；第四，保商制度弊病甚多，延误外国商船正常贸易的进行。

乾隆皇帝阅后，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命给事中朝诠、福州将军新柱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查办审讯。审理结果，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处分，海关陋规杂费一体废除，同时重申外国商船不可赴宁波贸易。洪任辉明知违反律例，不顾地方官多次警告，擅赴天津告状，判罚圈禁于澳门的前山寨，圈禁期满驱逐回国；代写诉状并呈状词的四川商人刘亚匾，以触犯讼棍教诱主唆、为外夷商谋砌款罪被处死；黎光华家产也公开拍卖抵债，洪任辉供称指使告状的徽州商人汪圣仪，与任辉交结、收受英国大班银一万三百八十两，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但潜逃未获。

洪任辉本人被囚禁在澳门三年（1759年12月-1762年11月），刑满后被带到黄埔乘船遣送回英国，终身不得再返回中国。其实，东印度公司可以付一笔赎金，以免去洪任辉的刑期，但东印度公司并没有这么做，可见西方殖民者的险恶。不过，洪任辉在六年里（1760年至1766年）一共赚了8500英镑，其中2000英镑是为了补偿他受囚时所承受的“苦难”。

中国有句老话叫得寸进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