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海外贸易的特点（南宋是中国海外贸易较为繁荣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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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面和东南面领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开始了对还上交通的探索。

到了西汉时期，中国不仅在陆地上开辟了“丝绸之路”，在海上也建立了“丝绸之路”。

由于当时中国的威胁都来自于陆地，因此，海上通道的发展并不大。

海上交通真正开始发展是六朝时期。

由于陆上通道对外经商的道路被阻断，占有中国东南部和南部的六朝政权便利用面海的天然条件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对外经贸关系。这个时期,是中国海上丝绸的发端时期。

“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由于自孙吴时对外的积极努力开拓,所以这一时期从海上来中国的使者和商人络绎不绝,国家增多,对外贸易绝不亚于两汉时期,有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的一些国家。

海上通道的繁荣

交、广成了六朝对外贸易前沿阵地,“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物积王府。”

广州因此而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第一港口城市、富裕无比,以至这里的商人“卷握之资,富兼十世”。

六朝时朝鲜半岛先后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它们都和六朝政权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孙权嘉禾年间曾派遣秦旦、张群等出使高句丽,受到高丽王的盛情款待,并派使者二十五人送秦旦等还吴,同时送上“貂皮千枚,锡鸡皮十具” 。

东晋安帝时,高句丽遣使到建康献方物,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又遣使奉良马八百匹。双方友好来往历齐梁不断,史称“自晋过江,泛海东使有高丽、百济,而宋齐间常通……梁兴又有加焉。”

据记载,东晋南朝时,高句丽派使节到建康馈赠方物前后达次之多。“这种外交关系上的朝聘名义上是贡献,实质上也是一种商品交易,即名为贡献,实则货卖。

百济在东晋时也曾遣使至建康献方物。四世纪时,百济铸造的“七支刀”在铭文中还使用了东晋“泰和四年”的年号。

南朝齐时也有来往。

梁武帝时,百济王“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梁》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救并给之。”据《册府元龟》载,百济使者到建康达11次。新罗建国较迟,直到梁武帝时才依附百济使者和南朝相通。陈时先后三次派使者来建康献方物。

南朝做为六朝的都城，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再加上南京领长江，海上贸易繁荣。正好赶上六朝海上经济的繁荣，因此，六朝时期，南京的还上贸易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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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的南京，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有其特殊的原因，无论是从大环境、政治、文化

经济上都有相对的历史原因。

1. 从大环境上：六朝时，北方五胡乱华，狼烟四起，战火不断，民不聊生。路上丝绸之路被残酷切断。西晋王朝覆灭，政权更迭频繁，氏族门阀阶梯崩溃，上层贵族仓惶南逃。北方征战不断，山河支离破碎。而南方，大量贵族南迁后，东晋建立。东晋以长江天险，环境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南方的稳定环境，为各国的海外贸易奠定了环境基础。

2. 政治上：南京从三国的东吴开始近400年间，连续有六个朝代(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在南京建都，后人称南京为"六朝古都"；此外，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也曾建都于此，因此，历史上盛称为"六朝胜地、十代都会"。

3. 经济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更迭不断，大量汉文化流失，耕地荒芜，经济发展缓慢。南方大量西晋百姓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蛮荒之地得到开垦。特别是养蚕技术的传入，使得丝织业中心由北向南迁移。农家缫丝养蚕渐成风气。经长期发展，形成了巴蜀、汉江、江浙三个经济农业开发区。南方经济开始与北方经济持平。而南京作为首都，更是发展迅速。

4. 东晋王朝为原来的氏族贵族建立，生活奢侈糜烂，对外国的香料、象牙、珍珠需求旺盛。而其南方的天竺、波斯、大秦上层也是奢华攀比，对中国丝绸量特别大。更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都城南京贸易往来频繁，而广州更是繁盛一时。

5. 随着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不再只是沿着海岸线贸易，更可以到达更远的地方。

综上所述，南京海外贸易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海外贸易呈上升趋势是必然，也为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孙吴黄武五年（226年），大秦商人秦论又来到中国，并受到孙权的接见。接着赤乌六年（243年），扶南（位于今柬埔寨至越南南端）王范旃遣使东吴，带来乐人及地方特产。林邑（位于今越南广南省南部至平顺省以北的东南部地区）王也遣使来吴聘问。赤乌八年至十三年（245—250年），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寻”指扶南王范寻。康泰和朱应在航海访问扶南期间，曾历游南海诸国。归国后，朱应写有《扶南异物志》，康泰写有《吴时外国传》等书，介绍南海诸国情况。前者今已全佚，后者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书中，成为研究南洋各地古代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

两晋、南北朝时期，到印度访问的中国僧侣，经海道往还的很多。东晋隆安三年（399）年，著名僧人法显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由陆路前往天竺西行取经。归程循海路，经师子国（斯里兰卡），到耶婆提国（苏门答腊），然后搭开往中国的商船回国。所乘巨舶，可容二百余人。归国后著有《佛国记》一书（初名《佛游天竺记》，后又有《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行传》及《法显传》等名称），为研究中西交通及西域、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又刘宋末，扶南王阇耶跋摩曾“遣商货至广州”。其它林邑、师子国、天竺等也与南朝有着通商关系。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马斯欧底的名著《金草原》，并有公元六世纪时我国和阿拉伯通商的记载。当时中国商船从波斯湾进入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阿拉伯古国希拉王国的首都）进行贸易。南朝与海南诸国通商的口岸，广州南海郡的番禺（今广州市），交州的龙编（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西卷（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合流处），已呈现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繁荣景象。 早期对“南海”的交通，航海技术还不很发达，不得不依靠“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由于尚未掌握季风规律，只能沿海岸航行。在远海及越洋航行时，每“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又由于单纯依赖天文导航，“唯望日月星辰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外海远航还不很安全可靠。当时南海起航也只限于广、交二州，东南沿海尚未有对外贸易海港的开辟。海上丝路还处于发韧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