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问得有意思。为何要强调希腊的民主和马其顿的专制呢？
因为在后人看来，希腊世界的政治特色就是民主制，也是希腊尤其是雅典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政治文明成果。与希腊城邦相比，尤其是与雅典相比，马其顿就是一个野蛮的北方部族。马其顿后来征服希腊世界的第一个雄主，腓力二世年轻时候就曾作为人质被滞留在希腊城邦底比斯。底比斯是怎样一个城邦？就是诞生了伊巴密浓达这样卓越军事统帅的城邦，它曾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击败希腊世界的霸主斯巴达，甚至深入斯巴达腹地，成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邦国。腓力二世年轻时就是作为人质“呆”在这个邦国中。然而伊巴密浓达在曼丁尼亚战役（前362年）战死阵前，底比斯骤然衰落。希腊世界再度陷入一片混乱。各个城邦之间彼此攻击，矛盾重重。正在这样的背景下，腓力二世返回马其顿，整肃政治，整合部族，建立起强大的骑兵军团和步兵方阵，并从伊巴密浓达那里吸取战术战略精华，迅速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征服之战。马其顿开始崛起。
我们可以发挥合理的想象。大概腓力二世在底比斯的经历使其看透了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在军事行动方面的局限性。那就是多数的公民在高强度的战争压力下会做出不利于战争取胜的决策，这种决策极有可能危及到战争的决胜进程。腓力二世想必也极其清楚，当年雅典城邦在从事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际，雅典公民是如何凭爱恶投票，决定着亚西比得的去留，从而直接造成了雅典大军远征西西里的悲剧。战争这种事情太重要，以至于绝不能单独交给普通的公民去决定。腓力二世一定比较了解伯利克里这位雅典帝国的重要缔造者，如何在帝国鼎盛之际弹压着民主派，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发挥着君主一般的作用。所以，当腓力二世回归马其顿之后，他没有像后来彼得大帝变革沙俄制度那样彻底变革马其顿政治制度，而只是创新了马其顿在征战中必需要采用的军事方略。很可能，在他看来，这些军事方略是科学的规律，与政治体制的运行本身无关。
当希腊世界的各个成邦沉溺于民主派与寡头派的党同伐异的争论，沉溺于城邦之间的相互攻击，沉溺于张扬修辞辩论之术时，马其顿在腓力的强力整顿下已经军阵严整，军旗猎猎，因此，希腊诸邦“请”腓力来做城邦间争端的仲裁人。腓力于是得以在希腊世界恣意驱驰，建立霸权。此后，又经腓力的天才儿子、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希腊世界彻底成为马其顿帝国治下的重要一部。
由此可见，民主与专制，与战争能否取胜，并无直接关联。民主制度可以激发士兵的作战勇气与热情，增大战胜的几率，这是事实，雅典城邦最初对抗波斯帝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民主制度也能够放大公民必有的那种短视、随众、易怒等人性缺陷，对战争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雅典帝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历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专制制度呢，它与战争的必需天然相关，但是在激发士气、保障后勤等问题上往往有所不逮。这也可以从波斯大军入侵希腊的多次失败中找到证据。
所以，战争胜负的关键，不在于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而在于如何在战争进程中充分发挥投入其中的各方主动性，如何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间，竭尽所能，根据具体情势的演进，采取合乎时宜的方略，在必要时候甚至要敢于承受巨大的流血牺牲，经得起死亡对意志力的艰巨考验。由此而言，民主制度也好，专制制度也好，都不会是战争制胜恒久的唯一所爱。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民主制度一定战胜专制制度，或者专制制度一定能够通过集权打败民主制度这样的“真理”。所谓民主制度，或者民主自由制度乃是历史的终结之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浅薄无知，贻笑大方罢了。
专制国家的国王是神，把自己宣传成高深莫测的非人类，装逼化身为人民国家的保护神，巫惑士兵忠诚于国王个人，蔑视自己和一切生命，武装成了个有血肉作战机械，为达目的，从不会计较生命的代价，扭曲的灵魂会象蝼蚁一样损命从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中国自古就被儒家灌输仁者无敌，谁赢了，就是兴仁义了，谁输了，肯定是不仁了， 具体究竟是怎么回事，儒家是不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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