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个政策问题。
宋朝是少有的没有执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封建王朝，不抑工商，不抑兼并。这在整个中国封建史里都是独树一帜的，归根到底，这和宋朝的国策有关。
因为宋朝的核心政策就是防变，防止内部叛乱。所以宋朝皇帝妄图以合法的腐败来笼络住官员的心，不仅俸禄极高，赏赐优厚，还允许官员大规模兼并土地，总之就是以腐败换忠心。事实上这个政策失败了，腐败是腐败了，然而宋朝的官员并没有忠到哪里去。
因为不抑制土地兼并，老百姓总要有事干，所以宋朝并不打压商人和贸易，加上指南针的普及，海外贸易发达也很正常。
不过说宋朝富的流油，就是绝对错误的了。
北宋之所以要搞王安石改革，就是因为国库空虚一贫如洗。北宋，冗官，冗员，冗兵。三座大山压的朝廷财政喘不过气来，北宋作为一个古代农业国家，居然养了一百多万军队，这可是现代国家都难以供给的数量。北宋的财政70%都用于军费，根本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自保且难。靖康之变北宋能被几万金军打垮很大原因就是地方军队长期缺衣少食，毫无斗志。所以才被人一锅端的。
明朝虽然也有海外贸易，尤其实在隆庆开放海禁以后，造成了大量的白银内流。可是明朝的白银根本收不到朝廷的手里。大商人多有官员背景，加之明朝的商税本来就不高，所以商税并不能成为主要税种。
而土地税就更惨，明朝组织，官员亲王土地税收减免，可是这群人土地兼并的能力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交税的地越来越少，可是国家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大，迫不得已只能加税，于是开征三饷，结果搞得是天怒人怨，最后明朝就亡在这种饮鸩止渴式的税收手里。
首先，这个问题的预设有失偏颇，就海外贸易的发展程度来说，明朝远远谈不上“发达”。而却恰恰处在一个由盛转衰的节骨眼上。
与宋元时期相较，明朝的市舶司制度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明史》卷81载：
（市舶司）掌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闭其出入而慎馆毂之。
所谓，辨勘合，就是指“查证”。对于来我朝贸易的海外诸国，大明童鞋都要给他们发证，然后派市舶司的“公务员”们一一审阅，“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凡是不认同“大明WTO”（朝贡）体系的小喽啰们都得被挡在大明家门口啦~
其次，征私货。来大明贸易的海外小“兄弟”们的货物大致分为贡品与私货。贡品可免税。至于，私货，嘿嘿嘿，“被税”也是在所难免的.....
平交易，则指市舶司监督来朝的小弟弟与大明家小弟弟们公平贸易。
在这种官方主导的“大明WTO”（朝贡体系）一边出国游一边撒钱的同时，再加上明初朱重八实行的延续200多年的“海禁”政策，大明的海外贸易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直到明中后期的“隆庆开关”（1567-1644），海外贸易才渐入佳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大明来了一颗“速效救心丸”。【无奈，底子已经造坏了。。。】
相比明清时期，宋元两代确实是海外贸易史上的巅峰。但是，海外贸易额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十分微小的。就连我大宋的海外贸易收入也不过占整个财政收入的3%左右（还是偏左）。至于明代海外贸易的税入，以火了的万历年间计，每年大约四百万两白银，也不过占财政总数的0.7%（据田汝康先生的研究数据）。
所以说，海外贸易的财政意义实在是不宜想象性地过度拔高。PS：所谓我宋的“富得流油”也不过是表面风光，实际上“七处冒火，八处冒烟”，此不多言。
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靠海外贸易来增加国家的收入，所以宋朝对外贸易非常发达，但明朝自郑和下西洋之后，国家开始海禁，直到隆庆开关，但是隆庆开关也不是全部开放，只留下了一个通商口岸，而且还是手续非常繁琐，所以明朝的海外贸易并不发达，而且国家不是穷，只是皇帝穷，江南士绅都富得流油，但他们不向国家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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