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海禁政策的消极影响（明朝海禁的消极影响）

明清两朝都有一些为后世诟病的政策，比如清朝的闭关锁国，明朝的海禁，虽然不是彻底断绝了中国与外界国家的联系，但是的确从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与国外的经济往来，尤其是闭关锁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里醒不过来。不过，明朝时期的海禁，真的可以把所有的海上贸易禁止住吗?民间难道就没有私底下进行的贸易?

一八七七年，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结束了他多次在中国的地质、地理考察后，作了一本书—《中国》，并于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后来这本书引起了一位法国人，叫做沙畹的汉学家的注意，在他写他的《西突厥史料》一书的时候，接受并发展了李希霍芬的观点，进而指出“丝路有海陆两道”，便是我们今天依然还在沿用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肇始。

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很快得到了学术界诸多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可与关注，开启了国内外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下文中简称为“海上丝路”)进行学术研究、探讨的浪潮。

而“海上丝路”的发生、发展历程，亦未能有别于，世间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并推行起“海禁”政策以后，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合法的海上对外贸易被明令禁止了。而对海外贸易的多方面的需求，并不会就此戛然而止。

也正是在这一需求的推动下，民间的私人海外走私贸易，迅猛地发展了起来。如沈德符就在其《野获篇》一书中讲到，“在沿海则台、温、福、兴、泉、漳、潮，在内则福宁、福清、边江、长乐，户习风涛，人熟勾引，百人为舟，方舟为党。冒给般由，开洋谢利，一遇负贩之舶，弱肉强食，杀戮剽掠以为常。”(据 沈德符《野获篇》卷 12·《海上市舶司》) 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朝廷的朝贡贸易衰落，使得当时几乎是仅存的海外走私贸易，就愈发得繁荣了，据《明史》的记载称，福建到吕宋，“商贩数万人”，足可见当时走私规模之大了。

所以，当我们去研究有关“海上丝路”的诸多现象时，明代的私人海外走私贸易，自然应是一个无法回避，也是一个极为繁琐的课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笔者将为大家一一展开探讨，今日且从“明代私人海外走私贸易兴起的原因”来谈起。

一、欧洲的“大航海”，是其得以兴盛起来的重要的时代背景;

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在扼守着“陆上丝绸之路”要道上的崛起，严重阻碍了传统的东西方间的贸易，催生出了自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的欧洲的地理大发现，而这一历史时期，则被称之为大航海时代。

欧洲的大航海，自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主题，也就毋须絮言展开，事实上葡萄牙人首先于十六世纪初叶，渐次来到东亚，并向明廷提出通商贸易的要求，则是与其不无关联的。当他们遭到明廷的拒绝后，滞留在中国南方沿海岛屿，并主动与中国的民间商人，在私下里进行商品贸易，又无疑进一步促使了，大明中叶以后，海外走私贸易的繁荣。

只是在明初的时候，这一影响于大明朝的私人海外走私贸易的发生，关系似乎并不是很大。

二、宋元海上“丝路”的发展，使海上贸易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

明代的私人海外走私贸易的发生，是有其必然性的。正如我们于上文中刚刚提到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对“陆上丝路”的阻碍，催生了其后的地理大发现一样，明朝的“海禁”政策，也必然要迫使宋元以来，异常繁荣的“海上丝路”上的国际贸易，由明到暗，转化为走私贸易。因为宋元时候“海上丝路”得异常繁荣，已经致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悄然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趋势，已经是无法逆转的了。

在两宋的三百一十九年间，朝廷对于商业的重视程度，似乎也并不亚于今天。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称，“天圣以来，国用浸广，有请算赈钱以助经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何可算也?’”足可见，朝廷对贸易的重视程度了。

而两宋时期，居于世界翘楚地位的船舶制造业，就更使得其海上贸易的繁荣如虎添翼了。如《梁梦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所载：“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上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也就是说，两宋时候的造船技术，就已经遥遥领先于几百年后，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的造船技术了。

与之相对应的，自然更有制瓷业、造纸业、丝织业、印刷业以及金银器和玉器制作，等行业的高度发展，为两宋的海上贸易提供了足够必要的输出的商品。而在这些产品高度发展的背后，所致使的国家结构形式的转变，亦是无法避免的。从宏观上讲，宋高宗皇帝赵构的一段话，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的记载，赵构就曾洋洋得意地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这一现象，其实早已逾越了一个传统农业国家财政收入中，商业贸易税赋收入的比例了。也就是说，似乎我们已经可以，将南宋视为繁荣的商业社会了。

待到元朝建立以后，这一趋势非但没有受到扼制，其实是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元朝还在南海建立起霸权，把海外贸易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获取暴利。在马可·波罗于十三世纪末，于中国归国后，曾记述俱兰(今印度度奎隆)的情况说，“蛮子(中国南方)商船前往该地贸易，获取大利。”

这种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能够扼制其发展步伐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当大明朝廷推出“禁海令”后，明代的私人海外走私贸易，便很快就大规模地发生，并迅速发展了起来。

三、农产品的高度商品化，迫切需要流向海外市场;

在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基础上，明朝建立伊始，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并出现了一些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如如闽广的甘蔗果木，太湖流域的湖州、嘉兴、杭州等地的桑蚕，安徽、 浙江的茶，等等。

谢肇淛在其《西吴杖乘》里称，蚕桑之事，“湖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 视田几过之”，也就是说，从事蚕桑的收人，是要比种植水稻所获之利，要高出好多倍呢。

事实上，除了以上农产品高度商品化的区域以外，在大明朝的其他更为广阔的区域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沿海地区的商品化农产品在国内的市场是极其有限的，迫切需要流向海外更为广阔的市场里去。

四、广泛的社会基础，赋予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在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一大批世代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团体，其中名头比较响亮的就有徽州海商、漳泉海商、潮惠海商、宁绍海商等等。

自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以来，以他们为主体的民间海外贸易商人，就一再试图去突破这一禁令，从事走私活动。在洪武至永乐年间，大量违禁下海的闽广海商，“或避罪遣，或苦饥寒，流落诸番与之杂处”，对此，明初的官军，“既不能怜情招抚”反而“更加迫害”，使得不少中国商人在海外建立据点，“恃其险远，以拒天威”。(据《明太宗实录》)

另有自十四世纪以来，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帝国(即今日的马来西亚)日趋衰弱，爪哇岛上 的满者伯夷帝国逐渐兴起，为中国海商在海外建立贸易据点创造了极好的时机，到十四世纪后半期的时候，三佛齐旧港已经渐被中国海商所据，并控制力马来海峡。(据《明史》)

由于巨大的利益驱使，不止世代生活在海边的海民、大商巨贾，就连一部分沿海的军政官员，也直接或间接地加入到走私贸易中来。他们利用其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或供应货物，或接济航海所需的器具 和食物，或为之庇护，相依谋利。

随着走私贸易的发展, 沿海民众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民间把 走私看做是正大光明的事情, 走私海商在官府看来是犯罪, 但在民间却 被视为英雄。如在漳州, “至一村, 约有万家, 寇回家, 皆云: ' 作客 回 ', 邻居皆来相贺, 又聚数千。”民间观念上的变化赋予了走私贸易道 德上的合法性, 使参与人的行为得到社会舆论上的支持。这在封建纲常 礼教严格控制人们思想的明朝, 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突破。

五、朝廷通过“朝贡制度”垄断的海外贸易，形成的高额利润空间，成为民间海外走私贸易滋长的温床。

在大明王朝建立伊始，为了满足政治上的需要，朱元璋一手发出“禁海令”，又对朝廷的朝贡制度大力推广。朝贡制度中其实又包含了海外贸易的属性。故而专家们多称其为朝贡贸易。

明朝设有市舶司，专门掌管其贸易。

在外国使团来华“朝贡”的时候，一般又会有大批的商人随行，所携带除贡品外，亦有大量的其他货物。在贡品进贡朝廷以后，剩余的其他物品首先由官府选购其中的大宗商品，如香料等，其次剩余的则在朝廷的控制下进行“互市”。

其实流入到“互市”环节的商品，不止是在数量、还是种类上都是极为贫乏的。而被官府大批量选购的大宗商品，在获取暴利高价卖给商人后，再经由商人之手转卖到民间的时候，其价格的高昂，已经超出了大部分普通市民的购买能力了。

其中巨大的利润空间，也必将诱使大批的商人铤而走险，积极投入到走私贸易中来。似乎这也正是走私贸易屡禁不止，最终迫使隆庆开海的最大的源动力。

结语

有关“明代私人海外走私贸易的兴起”，是一个颇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是我们当今社会里的行行业业，也无不有其自身发展的趋势，而非几个所谓的“大佬”可以掌控的。